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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妈妈为30岁儿子“维权”的458天|深度报道
Original
北青深一度
北青深一度
2022-04-11
记者/梁婷
编辑/计巍
陈美娟和儿子黄明昊
56岁的单亲妈妈陈美娟当了大半辈子家,和频繁出轨的丈夫离婚后,她尝试过彻底放手——那是唯一的一次——把90多万元的卖房款和借来的50万元交给了30岁的儿子,由他自己筹划买房结婚。她期待着儿子娶妻生子,这样,她才算尽到母亲的责任,然后,可以不再打工,享受生活,带带孙子。
一年半后,儿子告诉她,因为在斗鱼参与“鱼丸预言”,140万元全没了。放手的代价是她失去了一辈子的钱。陈美娟说,“现在我觉得我是失败了”,一个没有房、没有钱又负债的穷光蛋谁嫁给他?她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。
在过去的458天里,为了要钱,她带着儿子在武汉住了9个月宾馆,和斗鱼公司“谈判”。她独自走遍了武汉的法律援助中心,找律师咨询,又五次前往北京递材料。
个人的体面完全不重要了,文明的、粗鲁的办法她都尝试过,包括在公司楼下拉横幅、贴广告、放喇叭……2021年7月,因为扰乱单位秩序,她收到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。2021年底,因为违反与斗鱼签署的和解协议,她被起诉了。
但这都不能让她停下来,向斗鱼要钱,或者说相信可以从斗鱼要到钱是他们未来人生唯一的希望。
斗鱼里的“鱼丸预言”
失去一辈子的钱
56岁的陈美娟记得“天塌下来”那天的每一件事。首先是日期,她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“2019年11月22日”。在便利店连上了两个夜班之后,她买菜回家,看到30岁的儿子呆坐在沙发上,不看手机,也不说话。她觉得不对劲。
“没了,你交给我的,让我买房子的140多万(元)全没了”,儿子黄明昊的话让瘦小的陈美娟几乎崩溃。失去一辈子的钱是以一种她从没听说过的方式——儿子在一款名为斗鱼(全称: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)的软件里参与“鱼丸预言”。
2019年7月,黄明昊在斗鱼看吃播的间隙,刷到了“鱼丸预言”,他随手点了进去。主播正在直播间里玩麻将游戏,邀请用户用“鱼丸”来押注自己开局能不能有“癞子”,“鱼丸”是一种虚拟货币,可以通过斗鱼平台充值购买。
黄明昊说,一开始他只是当作游戏消遣,出现在直播间的次数多了,主播加了他的微信,把买卖“鱼丸”的中间商推荐给了他,通过中间商买卖“鱼丸”更优惠。中间商拥有很多账号,黄明昊购买“鱼丸”后,他们会把充好值的账户及密码发给他。黄明昊就用这个账号押注,输了的话,“鱼丸”没了,钱也没了,赢了把号退回去,可以换钱。就这样,他一步步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。
2019年7月19日,他分三次共购买了107元的“鱼丸”,而三个月后,一次性存进的50400元,三天后就全部用完。直到花光了全部的140万元,又在网络平台欠了一万元之后,他“快要不行了”,决定告诉妈妈。
黄明昊闭着眼睛说完,陈美娟愣怔了几秒钟。看着儿子绝望的表情,她又气又恨又可怜他,“靠打工哪还有机会再拥有这么多钱?”
这个普通的、靠打工谋生的家庭能在上海拥有100万元依靠的是三代人的积累,更重要的是搭上了世纪之交上海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。
1989年,陈美娟和前夫结婚,公公在上海的工厂上班,有上海户口,还带着一个“接班指标”。公公退休后,前夫从江苏农村进城顶替,成为一名上海人。1996年,陈美娟也跟着进城,一家三口住进了前夫的爷爷在上海拉黄包车的年月挣下来的一间5.1平方米的房子里。
2002年这间位于徐汇区的房子有了动迁迹象,之后,他们拿到了13万元拆迁款,加上打工的积蓄买了一套两室一厅,终于逃离了狭小、潮湿,满是蟑螂的“老破小”。再后来,陈美娟和丈夫离婚,2014年卖掉了这个两室一厅,各自分得了100多万元,陈美娟的财富积累达到了“顶峰”。
拿着这些钱,陈美娟又买了房子。2016年,她用130万元买了上海郊区的一个一室一厅。三年后,儿子提出一室一厅太小了,结婚得换成两室一厅。陈美娟咨询了中介,中介告诉她,房价一直在跌,现在不卖,明年还会跌。她信以为真,房子只卖了90万元,又向哥哥和妹妹借了50万元,一起交给了儿子。
她期待着儿子结婚生子,那样自己就可以像公园里那些唱歌跳舞的上海本地老太太一样,不用再打工,可以享受生活,带带孙子了。就在她觉得自己终于要收获圆满的时候,140万元没了,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化为泡影。
摆在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,钱没了,买不起房子,儿子就要打光棍一辈子了。她决定第二天出发,去武汉,找斗鱼退钱。黄明昊已经懵了,妈妈的决定也为他找到了一个出口。
立案告知书
“疯了一样的”
11月24日早上7点多,他们抵达武汉。“斗鱼这里面好大好大”,陈美娟看到很多台电脑,这是她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世界,但她笃定公司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任。
陈美娟拿出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和房屋租赁合同,试图用这些证明“家里孤儿寡母的很困难”。接待的人态度很好,但这两个材料没有意义,工作人员让她打印关于“鱼丸预言”的转账记录。陈美娟站在打印机旁,看着叠的越来越厚的转账记录单无比心酸,那曾是她全部的希望。
四天后她又来询问进展,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跟我们没关系。她情绪激动:没你们责任,儿子怎么会被主播诱导没了140万?对方报了警,他们又向警察重复自己的遭遇。12月3日,警方以其中一名主播开设赌场罪立案。
陈美娟每周去一次斗鱼,她反复讲述自己的不幸,但对方态度依旧。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把这件事想简单了。到了2021年1月,警方的答复是案子的进展没有这么快。让陈美娟失落、气愤的是斗鱼的回复:最多可以给一笔往返上海和武汉的路费。事情到这里再无进展。
“这样下去不行啊”,2021年1月4日,她把宾馆的枕套剪成背心,写上“诈骗140万,害我倾家荡产”,装在包里,坐上公交车,希望借此获得更多关注。她先去了斗鱼,拿出背心,想试探他们的反应,但没什么效果。
“天呐,怎么穿得出去呢?”陈美娟是个很体面的人,前夫出轨离婚,卖了房子,她依然分给对方一半钱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吃过饭之后,她也一定要结账。真的要把背心穿上身走进人群那一刻,她犹豫了。她带好口罩、眼镜、帽子,把背心攥在手里,“哎呀,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上再说吧”。哪里人多就去哪,武汉的街道口、光谷步行街,她每天都去,遇到警察,就把背心卷起来。宾馆门口的801路公交车数不清坐了多少趟,直到1月15日,她遇到了武汉本地一位记者。
现在回想那天,陈美娟依然止不住地高兴,“我回宾馆跟我儿子说,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呢。”1月19日记者发出第一篇报道,21日陈美娟去斗鱼楼下拉了横幅,横幅一个人拉不了,她就花160元雇了两个老头,举着“还我血汗钱”站在公司楼下。
她计划拉两个小时,但五六分钟后,保安就来了,要收横幅,她说“两个老头吓死了”,把钱退给她就走了。保安也不让她进公司,她走到哪他们跟到哪,她就索性去超市里坐着。
文明的、粗鲁的办法她都尝试过了。她形容在武汉的自己“疯了一样的”,她打印了几千张“小广告”,一个多月的时间,奔走在地铁、公交站、商场。斗鱼公司附近的马路牙子上也贴着她的“小广告”。35元买来的卖菜喇叭不断循环播放她“维权”的呼喊,陪着她站在公司楼下。
陈美娟说,发出报道、拉横幅之后,她再去公司,有人接待了,也开始谈退钱的事。但全部退款是不可能的,一位工作人员说,黄明昊通过斗鱼平台充值了二十四万元,但他作为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双方各自负担一半——平台出于人道主义退十二万元,分三期支付,其余和“鱼丸”中间商的转账往来与他们无关。若是同意,双方签和解协议,此事到此为止。
签了还能拿钱,不签一分都没有,陈美娟暂时应了,信用卡欠了好几万,日子“真的不好过”。那个冬天,她几乎走遍了武汉市区的法律服务中心,每一个地方都去过六七次,希望从不同的律师那里得到指点。
陈美娟说自己“跟文盲没什么区别的”,只读到初中,就像很多农村女孩一样,放学回家被无数的家务事缠绕。喂羊,割草,做饭。家务事做完,吃过晚饭,夜里八点了,没有精力再做功课,干脆不读了。14岁,她开始打工。
签和解协议之前,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,只要双方签名,协议的确受法律保护,但如果有证据表明直播间存在违法行为,即便她违约被起诉了,法院也不会支持对方的诉求。她安心了,3月3日,正式签署了协议。协议要求,陈美娟和儿子黄明昊要停止现在的行为并承担保密义务。
5月20日——陈美娟又讲起了一个关键的日子。她再次找到记者,透露了和斗鱼签和解协议的事情。她想借此给斗鱼施压。采访过程中,她几次说起这个决定都很后悔,“着急了,太着急了”。报道发出之后,斗鱼拒绝了第三期赔付,也不再接待她,他们只拿到了8万多元。
在反复希望与失望中争取来的一点成果也没了。陈美娟开始写材料、信访,走遍了武汉的各个行政、司法部门。2021年8月,他们回到上海,六个月后,收到法院的传票,被斗鱼起诉了。
陈美娟手机备忘录里的提醒事项
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
2022年1月11日,陈美娟在上海的出租房里再一次讲起这些故事,她有说不完的话,不用担心她想不起细节,在“云闪付”花六毛二分钱买优惠券这样微小琐碎的事情她都记得清楚。
在上海租的房子4000元一个月,事发之前,这并不是负担。从上海到武汉时,她没想到一年都解决不了这件事。她刷爆了几张信用卡,想再去办一张,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理能力了。
在和律师的交流中,她才明白立案不是口头说说,应该有一份纸质的《立案告知书》。她找警察要到了告知书。也是在武汉,她第一次知道刑事和民事的区别。手机备忘录里记着“明知故意”“继续从事”“放任不管”……这些专业名词她讲不出来,咨询完律师之后就记下来,去“谈判”才能有得说。但陈美娟并没有太多“谈判”机会,她记得,第二篇报道之后,斗鱼工作人员只在警方的调解下和她谈过一次,她反复倾诉自己倾家荡产,欠了几十万债。但对方没有太多回应。
还有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发生在了自己身上。2021年,她收到了一张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因为不满斗鱼的答复,她在前台推倒了两个花盆,泼了两瓶矿泉水,扔了伞架上的十几把伞,被当地派出所警告;也是在这一年,她四次到公安部信访,分别是4月9号、6月10号、8月12号、10月13号。
时间对于她而言是非常具体、明确的。例如,在那个5.1平方米的“老破小”里住了8年零3个月;2002年,她下岗了;2011年11月,在母亲离世后,婚姻更加岌岌可危;25年婚姻终于在2014年9月5号走到尽头,她被抛弃了......
她也怨恨儿子,不是没有骂过,但更多的是担心。陈美娟说,人总有犯错的时候,只要能回头,那还是好的,还是好孩子。在武汉,儿子呆坐在宾馆的房间,很后悔,常常念叨活不下去了,她得藏起自己的情绪,接住儿子的绝望,笑着鼓励他。唯一可以称得上喘息的时刻就是周末——律师、斗鱼公司、办案警察都休息了,她无处可去,一个人坐在商场边,看着超市前来来往往的老人、小孩,无所顾忌地掉眼泪,她本来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。
陈美娟说,当初把钱交出去,也是想把当家的责任交出去,她太累了。回望自己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尽是疲惫,她卑微、忘我地维系着这个家。尽管是同乡,前夫以本地人自居,嫌弃她,常常说“你个外地人”。他整夜打牌,频繁出轨,从两三天不回家发展到一个星期、一个月不回家。儿子手腕伤了,陈美娟带着奔波北京、香港看病,前夫从来不管。离开了前夫,儿子也30岁了,很听话,工资卡都交到她手里,陈美娟觉得可以放手了。
成为母亲之后,陈美娟所有的决定都优先考虑儿子。在武汉,她是冲在前面的那个人。无论与斗鱼“谈判”、贴传单、拉横幅、找律师还是去信访,儿子都很少露面。黄明昊从小有点口吃,采访过程中,妈妈在场的时候,他话很少,他解释,这些事情妈妈说也是一样的。
我问陈美娟,为什么不让黄明昊一起去呢?她对这个提议感到不解,“哪有小伙子到外面贴广告?没有的,这是我干的活,不能让他去。”五十多岁,离婚了,样样都没了,她觉得这反倒能帮她换取别人的同情心。但儿子出去就不一样了,人家不会同情的,陈美娟说。
“在儿子面前不好说什么,现在你是采访,我可以说说,对吧。让儿子管钱这件事情是自己做错了。”凌晨12点,陈美娟站在自己工作的24小时便利店收银台边说道,“现在我觉得我是失败了”她担心,一个没有房、没有钱又负债的穷光蛋谁嫁给他?这样,她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。
在斗鱼递交到法院的材料中,陈美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武汉街头的照片
“只有我能帮他”
1月13日,在陈美娟下了夜班补觉的时候,黄明昊聊起这一年。这是第416天。他问过自己好好读书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天的命运了,结论是:碰上了一定逃不掉。
中专毕业之后他开始做婚礼摄影,在第一家婚纱摄影店干了一年,觉得没劲走了;第二家干了一年多,因为摄影师考试没过,一气之下又走了。母亲劝他再等等,他不听,这之后,换了四五家店,越换越小,最后一家不到半年就倒闭了。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。
输了140万元,看似偶然,但他想想好像又是必然的。他知道自己浮躁、没耐心,像个孩子。改不掉,可能也不愿意改,他说,不出事的时候,只觉得是性格缺陷,无妨。妈妈操持着家里的全部,他不需要管钱,每个月管妈妈要一点零花钱,和朋友们吃饭、打台球,生活简单快乐。
事情发生以后,母子俩几乎和外界断了联系。黄明昊告诉朋友自己去外地了。除了兼职,他很少出门。2021年9月,给一对新人拍照时,看着各种仪式和祝福,黄明昊又想到自己的处境,“很煎熬”。其实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婚礼,只是自己太差了,他说。
他的同龄人,小孩都七八岁了,而他什么都没有。陈美娟理解儿子,她同样也被笼罩在这种比较的压力之下。她回不去老家,那里没有属于她的任何东西,只能看看在县城拥有房子的妹妹和哥哥的日子过得多好。她尽量不去看,不去比。
在上海,她也没什么朋友,尽管十多年拿到了上海户口,也成为上海人,但从来没有走进这个城市。她四处打工,在牛奶棚、蛋糕店、便利店偶尔能遇上聊天的人,一旦换下一份工作,这段关系也就中断了。
失去140万元以后,陈美娟和儿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。妈妈上夜班,黄明昊整晚睡不着,在床上吸烟,呆坐着乱想。只有妈妈也睡在一边的小床上,他才感觉有了依靠,能睡得着。
陈美娟一边吃着碗里的饭一边说,你看我晚上吃这么多饭,就是为了儿子,我得生活下去啊,我垮了,谁来帮他呀?没有,只有我帮他。
2021年11月,他们得知被斗鱼起诉之后,陈美娟又开始找法律援助律师,律师告诉她,因为确实违约了,注定会败诉。
陈美娟和儿子“搞不明白”了,开始猜测斗鱼的意图,要赔钱?但斗鱼肯定知道我们拿不出钱的。协议3月3号签的,5月媒体报道,怎么这时候传票过来了呢?最后得出结论,应该是被他们四处信访逼急了,希望用诉讼劝退他们,这种猜测又为他们带来了一点希望。
12月10号开庭那天,陈美娟一个人去了武汉,庭审结束之后,斗鱼拿出了一份调解书,陈美娟签了字。她把这理解为要给退钱了,否则,为什么起诉了又要调解呢?
曾经接受过陈美娟咨询的律师刘敬利说,事实上,要回钱并不乐观。立案通知书上只是对一名主播以开设赌场罪立案了,至于这名主播与斗鱼的关系、斗鱼公司有没有参与都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。如果对方涉嫌赌博,黄明昊的行为也算参与赌博,这和受骗就是两个概念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资金是赌资,按法律规定是赃款,要收归国家的。
这一点,陈美娟也知道,她着急地说,但是无论如何警察立案了,这证明斗鱼的直播间里确实在引导、诱骗赌博。在黄明昊的讲述里,是一名斗鱼主播告诉他“鱼丸”可以换钱,并把“鱼丸”商人推荐给他,他才一步步陷进去了。
“我们俩就像掉到谷底的人,爬起来真的有点费劲,但也得争取往上爬,爬上去啊。”陈美娟说,最后一分钱没有也得面对,但儿子没做好准备,还在阴影里,“所以这话不能说,我相信拿到钱的把握更大一点”。向斗鱼要钱,或者说相信可以从斗鱼要到钱是他们未来人生唯一的希望。
2022年1月18日,陈美娟又从上海去武汉找警察问进展,立案一年过去了,案子还在调查当中。对于陈美娟和
黄明昊母子俩的“维权”行为,深一度记者询问斗鱼,其工作人员称不再回应。
在斗鱼递交到法院的材料中,陈美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武汉街头的照片,还有那些传单、横幅,她自己手里都没有记录。她一张张翻看着说:这也是很好的回忆呀,等到自己七八十岁时,儿子肯定成家了,孙子孙女都好大了,就给他们讲,你们的爸爸年轻时一时头昏,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了,你奶奶穿着背心到武汉“维权”去啦。
(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,除刘敬利外都是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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